在的思想和文化界應該有那么本雜志作為一面旗幟的時候，現(xiàn)在，《讀書》似乎并沒有起到該起的作用

　　新聞周刊：這么多年來，《讀書》在哪些方面發(fā)生了變化？

　　肖川(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)：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，剛剛對外開放，《讀書》為國人接受一些國外的思潮起了很大作用。

　　后來，隨著人們對西方的了解越來越多，《讀書》所挖掘的素材就比較平淡了。現(xiàn)在給人的感覺是比較浮光掠影，不深入也不太系統(tǒng)。這和讀者的心理有關(guān)系，人們渴望知道得更多。我問過身邊的一些**知識分子，他們現(xiàn)在都很少看《讀書》了。他們覺得不解渴，內(nèi)容太過普及。

　　其次，《讀書》對一些重大現(xiàn)實問題關(guān)注得不夠。比如說，城鄉(xiāng)社會的二元結(jié)構(gòu)、弱勢群體、民主化的思想進程、言論自由，這些真正的思想問題關(guān)注得不夠，力度沖擊力都不行。

　　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。在的思想和文化界應該有那么本雜志作為一面旗幟的時候，《讀書》似乎并沒有起到該起的作用。

　　這個雜志在知識分子的圈子里，原來是比較認可的，發(fā)行量也可觀。但是現(xiàn)在好像比以前弱了。那些作者不是厚積薄發(fā)的，而是順手拈來，比較輕率。可能也是名氣大了，和雜志編輯的關(guān)系較好吧。總之給人感覺沉淀得不夠，內(nèi)容過于浮泛。

　　《讀書》發(fā)出的應該是一個時代知識人的不同的聲音

　　新聞周刊：面對《讀書》的變化，你有什么想法？

　　陳四益(原《了望》雜志編輯。1990年開始和丁聰先生合作，丁畫漫畫，他用文言文寫解釋)：實際上，現(xiàn)在的編輯想法我不太了解，只是原來的雜志我比較喜歡看，現(xiàn)在有些看不懂了，看得太累了。老板是三聯(lián)書店，老板想怎么辦讀者是無法左右的。讀者只能喜歡看就接著看，不喜歡看就不看。也有些老讀者說他們現(xiàn)在不再買了?；剡^頭來，《讀書》的編輯又告訴我說他們的發(fā)行量沒有下降還有上升。說明還有一些人喜歡現(xiàn)在的風格。

　　當初，沈昌文編時，這個刊物是作為思想評論來辦的。

　　而現(xiàn)在的《讀書》偏重一些學理的介紹，成了社會科學的核心期刊，發(fā)表的文章在做學問的人看來就是一種典范吧。現(xiàn)在的主編汪暉、黃平，是社科院出身的，可能就喜歡這個思路。

　　劉蘇里(萬圣書園創(chuàng)辦人)：我關(guān)注它1997年后的變化，也公開批評過這種變化。知識人不缺少的是發(fā)表學術(shù)見解的地方，而如果少了《讀書》老傳統(tǒng)，就意味著知識分子少了本來就少得可憐的表達公共關(guān)懷的場所。

　　一種傳統(tǒng)的價值，全在一代代人的精心呵護，更易它要小心謹慎才是。學者陸建德說過，“傳統(tǒng)首先代表的是一種標準。”而我理解“標準”的形成不但需要時間，更需要繼承者的耐心和無我的追隨?！蹲x書》發(fā)出的應該是一個時代知識人的不同的聲音——他們對公共問題的思考和議論，*重要的，不要是一家之言。

　　許多讀者想通過《讀書》來了解的知識分子在想什么，在干什么

　　新聞周刊：您覺得《讀書》》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？

　　賈寶蘭(《讀書》編輯)：讀書有變化，但我認為主要是風格的變化，總的方向并沒有改變。

　　現(xiàn)在與以前比，有兩個變化：首先是當初創(chuàng)辦《讀書》的人都是知識界、出版界的老人，影響很大。他們除了給《讀書》以準確的定位以外，又吸引了許多的作者。到了90年代，這些人逐漸的離去。

　　其次是作者隊伍的變化。80年代是讀書*火的時候，但到80年代末那些作者有的出國，有的下海，繼續(xù)從事研究和寫作的人少了。在改革開放的初期，這些人的思想比較活躍，也相對成熟。至少他們經(jīng)過文革，經(jīng)過上山下鄉(xiāng)，對當時的問題脈把得準，加上人文功底也比較好，行文練達。當時《讀書》的影響離不開他們。之后比較年輕的一批作者取而代之。

　　新聞周刊：您認為《讀書》的變化反映了什么問題？

　　賈寶蘭：時代的變化。人們都說，大動蕩時代是思想*活躍的時代，因為舊的價值體系瓦解，需要建立新的價值體系。80年代的《讀書》就是處在這樣一個時期。但漸漸的一切走向多元。那一代人身上的以社會為己任的執(zhí)著被年輕一代的價值多元取代。

　　新聞周刊：您對《讀書》有什么樣的期待？

　　陳國華(筆名陳徒手，《讀書》老作者，北京青年報副刊編輯)：我希望《讀書》能變得更好讀一些，現(xiàn)在論文的痕跡太重了，讀起來很累。另外，相同類型的刊物比較多，與《書城》、《萬象》相比較起來，《讀書》不好讀就更明顯了。

　　總之，我認為《讀書》作為知識分子不可缺少的一個東西，應該立足制高點的地位。許多讀者想通過《讀書》來了解的知識分子在想什么，在干什么。

讀書人的《讀書》情結(jié)

　　8月15日，記者約好在三聯(lián)書店二樓咖啡廳采訪沈昌文先生，沒想到巧遇丁聰夫婦。

　　丁聰先生是在老伴的陪伴下到編輯部拿稿的。很難想象，一位年屆九旬、重病纏身的老畫家，現(xiàn)在還在給一本雜志畫版式。32開配一副圖的封面，簡潔的版式，還有每期必有的一兩副漫畫，讀書的標準像25年不變，就是因為有了這“從一而終”的丁聰。

　　為讀書作畫是丁聰生活里一樁頂頂重要的事。他盯稿子盯得很緊，稿若沒按時來，就急得親自到編輯部去取。這位抗戰(zhàn)時就開始漫畫創(chuàng)作、并曾在香港創(chuàng)辦《良友》雜志的老畫家說，他真的“歡喜這份工作”。

　　不變的丁聰經(jīng)歷了《讀書》的好幾茬領(lǐng)導。“他們都對我挺好的”，沈昌文曾在辦公室里做紅燒肉和寧波熗蟹食誘他，范用待這位性情酣醇的老友更如家人。

　　對《讀書》割舍不下的情懷是幾位老先生共有的?！蹲x書》早期惟一的編輯史枚先生現(xiàn)已去世多年。據(jù)說，他*后倒在書桌上的時候，手邊就攤開著《讀書》的稿子。

　　在《讀書》的**批作者中，有呂叔湘、王祖良、張中行、金克木等國寶級學者，這些真正的知識分子，對國家、人民和知識的命運始終非常關(guān)切。其中，張中行和金克木是只給《讀書》供稿的。

　　沈昌文回憶說，每次到金克木家，老先生都神采飛揚侃侃而談，告辭的時候，在樓梯口還要拉著他說上十分鐘的話。金先生常笑說身體不行，這可能是*后一次供稿了。但后面不斷有稿過來，而且一寄就是三篇。呂叔湘在很長一段時間里，都堅持每月到編輯部開會。還隨身攜帶勘誤表，指出文中的錯字。不能親自來時，就寫一封信給主編交流感受。

　　《讀書》的老作者、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陸建德還記得，90年代中后期，《讀書》雜志的活動比較多。

　　那時經(jīng)常過兩三個月大家就聚會，知識界的各種各樣的人都會來參加，像于光遠、丁聰。參加《讀書》雜志的聚會是一種知識和趣味的旅行，能遇到一些只聞其名未曾見面的朋友。每次去都很開心。

　　陸建德認為，《讀書》在文化界的影響是和眾編輯們的努力分不開的。他接觸比較多的是趙麗雅，“她看上去像個工人，剪一頭短發(fā)，說自己文化大**時是抄刀賣西瓜的，很不拘小節(jié)的樣子，但其實是個很好的學者。”

　　趙麗雅現(xiàn)在在社科院文學所做《詩經(jīng)》研究，她古典文學工夫很深厚，在散文方面也很有追求。很多年前，她給陸建德寫信約稿，字很娟秀，內(nèi)容文縐縐的，陸建德看人家信寫得這么認真，也就不好意思推辭了。而且趙麗雅連他的生日也記得，這讓他大為感動。

　　1993年深秋，《讀書》的追隨者劉蘇里(現(xiàn)為萬圣書園負責人)**次造訪《讀書》編輯部，震驚于房間的逼仄和其樂融融的氣氛，*具代表性的物件就是那間不足30平米的辦公室里煮咖啡的“廚房”。

　　1996年，《讀書》就要搬出閣樓了，劉蘇里身不由己似地再次來到編輯部，心里想著向那塊寫著“《讀書》編輯部”斑駁字樣的小牌子道別。編輯吳彬**次也是*后一次向他開放了一間隱秘的“藏寶室”，里面堆放著好多書。關(guān)門時她調(diào)侃說，“你算是幸運的。”很多年后猶記得，吳彬說話的那一剎間，臉上分明飄過了一絲留戀、惋惜和無奈的神情。

　　也就在當年，沈昌文去任，汪暉繼任主編。劉蘇里隱約感到，編輯部搬遷到大廈里告別的不只是“閣樓”，或許告別了一個時代。